邓洪波丨中国书院与学术一体化有传统 接引科学使命在肩

 文/王鹏飞 图/杨艺锴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发表主旨演讲

8月23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以“从书院与学术一体化机制看近代书院对科学的接引”为题，在金城举行的“人文与科学的对话”报告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书院复兴一直在路上，黄河书院、长江书院的出现，标志着两大河流跟传统书院的对接，书院肩负起新使命又重新回到了教育生活中。

“胡汉三又回来了”，邓洪波这样幽默地形容书院的“回归”，他说，新时代，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中国哲学为基础接引科学与文化，是书院的新使命。上个世纪80年代，以北大为代表的老先生做的中国文化书院，强调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走向中国；传统的天下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的重新修复，充分表明书院以各种形式走到了我们的文化教育生活中，书院迎来了“新生”。

邓洪波表示，书院作为文化教育组织，其形制甚至传播至海外，聚集学人、研究学术、开创学派，随着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民族危机、救亡图强，书院导入格物致知、接引新学、变革教育，书院在时代浪潮中的接引作用功不可没。

邓洪波说，书院的出现与发展，是儒学应对佛教与道教的冲击与挑战的产物，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南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才得以完全确立。南宋的学术大师们以书院为基地，集合大批学者，综合古今学说，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将学术与书院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并且由此开创出一个学术与书院一体化的优良传统。

1901年，光绪皇帝下发诏令将书院改制为学堂，用政治将书院的“生命”强行打断。在邓洪波看来，这其实是为中国书院史划上了分号，而不是句号。1901年到现在的历史，其实是中国书院发展的正史。

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源远流长 书院历史还在续写

书院是源自于唐代的民间和官府，是读书人围绕着书进行刻书、藏书、著书、写书等的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文化与教育是两个方面，书院一般来讲是一个教育组织，甚至是一个大学，是一个学校。但我强调它的文化功能，这是我做了30年书院之后对书院的定义。

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改制来看，书院有1200多年的历史。如果延续到现在，1901年以后的书院其实没有完全终结，它的历史还在续写，不是外史，而可能是正史，现在来讲，参照黄河书院成立，这个历史应该是1300多年了。

书院历史悠久，一直在谱写它的历史。由唐而历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经过近1300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525所之多。

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光绪皇帝下达了上谕，书院改制为学堂。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高等学堂，府城书院改成中学堂，县城书院改成小学堂，其他的乡村家族书院改成蒙养学堂等。从此，中国的学制由书院和府州县学官学系统转变为近代西方式的学校系统，变成学堂。到了民国，把学堂又改成了学校，演变一直跟教育连通。

在民国，尤其是在抗战的乱世之中，民族危亡之间，很多新儒家代表又重新捡起了书院，1949年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办起了新亚书院，很坚定地强调宋元的书院和近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对接，打造一个新的亚洲。

上个世纪80年代，很多书院以北大为代表的老先生做的中国文化书院，强调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还有传统的天下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等重新修复，用各种形式走到我们的文化教育生活中。我开玩笑，胡汉三又回来了。

前几年，重庆长江书院成立，强调生态文明，怎么样对接现代社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又有黄河书院，现在长江、黄河互相呼应，这是一个书院重新回来，重新走向繁荣的标志。

所以在今天看来，1901年的上谕诏令，可能划的是分号，而不是句号。1901年到现在的历史，其实是中国书院发展的正史。

书院遍布全国 在全世界“落地生根”

1200多年来，中国书院遍布了除西藏高原全国所有的版图，甚至在俄罗斯、蒙古、越南等地方都有中国的书院，比如腾冲往西现在很热闹的地方缅北，那里都建过书院。

从明代开始，中国书院已经走出了国门，朝鲜、日本、西洋，南洋都有中国的书院。尤其日本江户时代有100多所书院，其中30多所书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出版社，像朱子当年的同文书院一样，功能极其简单，就是出版著作。包括现在日本最典型的明治书院，还是一个出版社，从明治年间到现在，都在出版读物。

韩国从明代永乐年间开始有书院记录，统计有903所。2019年，韩国有9所书院联合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

南洋有10多所书院，现在马来西亚、大马、小马、越南等都有很多书院。越南有一个富江书院，意大利有文华书院，美国有大清书院等。

所有的书院有两个基本要素，就是书和读书人，或者是书和有理想的读书人。再一个就是三大事业或者四大基本规制，后来扩展变成了六大事业。民国时期的学者研究就是讲学、祭祀、藏书，是他们的三大事业。80年代提出了加上学田，叫做四大基本规制，进一步研究之后，认为到了南宋讲学，有研究，有藏书，还有一个刻书，所以叫做六大事业。

雍正十一年下来的上谕，全国成立省会书院，我把它比作是一个雍正版的985工程。

就是在18行省，每一省办一到两个重点书院，集中财力、物力，老师全国通聘，每个省讲究区域平衡，招生是每个县都不能空缺，但是省会城市，发达的府、州可以多招。但是强调的是不能空缺，所以又有一个区域性的平衡。在18行省里面把师资全国调配，实现平衡，每个省不能空缺，实现平衡。而且集中所有的政府财力，预算。先是皇帝给一千两银子，然后国库里面拨，不用预算，做完了去审核，就形成了府州县级大的官府书院系列，还有广大的民族和家族，又形成了私人书院，民间书院的系列。各种各样的书院，有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县级书院，州级、府级、省级、联省书院。

黄河书院可能跟明代的书院很相似，是以成年人为主的书院，没有子弟，没有先生，是个“讲会”书院。没有子弟天天在那儿上课，但是有讨论，围绕社会问题，还可能提供生态文明解决的社会发展的方案，是一个智囊。像当年大唐的政府丽泽集贤书院一样，还做咨询的工作，辨明邦国之大典,以备顾问应对，提供各级政府的咨询等。

书院成为推动中国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学术上来讲，书院的出现与发展，是佛教与道教的冲击与挑战的产物。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南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才得以完全确立。它确立的两个标志，一个是书院教育的制度化，再一个就是学术的礼学与书院的一体化。

南宋的学术大师们，肩负着发展学术的时代使命，承唐代书院整理典籍，辨彰学术之绪，以书院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总合古今学说，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将学术与书院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并由此开创出一个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

尤其是到南宋后期，东南三贤，朱熹、张栻、吕祖谦，再加另一个学派的陆九渊，所谓四先生，他们以各自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和象山书院为代表，集结了大量的人群，当时的记录甚至有很多达到了千人的规模。

长期坚持讲学，就形成了各自的学派。当时很强盛，但也招来了打压，通过挤压，不坚定的走了、变节了，坚定的留下来了。

再到宋理宗的时候，真德秀与魏了翁那一代，他们通过平反，给了各自的谥号，甚至把它重新抬到了文庙祭祀的殿堂。一个发展、挤压、再发展的过程，它自己进行了优化。实际上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学术与书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而且这个融合其实从北宋宋初三先生一直到平反，差不多南宋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完成，这个过程将近300年。达到了一个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一体化，从此开创出了一个书院与学术的一个特殊的关系——命运共同体。书院作为一种组织，就成为推动中国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学术的演进与流变也就差不多成了书院的内部事务。为什么形成一体化的形式、机制呢？因为书院与士人都是人，与学者、学派、学术之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血缘的亲情关系，不仅仅是参加科举，谋得后路，谋得功名，进入仕途。更多的需要他们干预成就人才，济世邦国，传道以祭司民，学术的道统和实践化，所以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组织。这种血缘亲情的关系，使得它起了议题之内的谋得功名，走向社会治，治理社会的作用。聚集学人，研究学术，开创学派是就成了中国书院宋代以后最典型的表征。

书院与理学一体化机制的形成，赋予了书院的思想与哲学的生命光芒，开创了书院与哲学一体化的很长的中国传统，先后在书院养成了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乃至近代新学、西学的盛大局面。

书院的一体化还有一种行为模式，在理学的一体化中间，南宋后期，传播理学就成了书院一个锐不可挡的主流文化。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就演变成了建书院、立祠堂、注《四书》和辑语录，这个有迹可循的行为模式。书院建立一个组织，立一个祠堂，是挑明自己的学术取向。

我们现在强调科学，黄河书院侧重数学，那么岳麓书院是朱熹张栻为代表的所谓张朱之学，白鹿洞书院打着朱子的旗号，陆象山书院打着陆九渊的旗号，阳明书院是阳明的旗号，他们在学校中间倡导一种学术的一种追求，表明学术的旗帜。它就在推动着学术的繁荣，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

宋元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差不多就成为书院的内部事务。社会各主流学派一般都以书院为基地，以学规、学约、会规为约束，以修身、治学为宗旨，借助藏书、刻书，著书立说而积累。借助圣师审问会讲论辩而创造学派学术，借着讲会授受而传播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谱系，在书院中形成发展壮大，并且和书院一起扬名于当世，影响于后代。可以讲古代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说策源地，播种机，一部书院史，可以视作一部主流学派与书院相谋相合，影响同时，盛衰与共的发展史。

学术学派的契合，使得书院作为一种制度，教育流派可以上溯到渊源所致，而书院的加盟使得学术文化思想流派可以下导于脉络所向，上下可以通透，这才是中国书院与学术学派一体化的真正的魅力所在。

一直走在复兴的路上 书院扛起新使命

到了近代，我们遇到了船坚炮利的、讲究另一套规则，适者生存，强者为王为基本规则的、前所未有的洋人、夷人，外国殖民侵略者。

打开国门之后，我们的书院也开始应对民族在西学东渐、民族危机不断加强，民族危机沉重，救亡图存的运动不断开展，师法西方、学习西学就成了社会的一个主流思潮之一。在这个背景下，书院启用了传统的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机制，导入了格物致知这样一种模式，接引西学，变革教育、创新学术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做了很多艰难的带着血泪的创造，在区域中间进行了对引接工作，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总之，在南宋行政规划下，我们在近代的书院做了一些艰难的引接，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引接并没有完成。特殊的情况，尤其是民族灾难，在东西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这个工作并没有完成。尽管我们启用了传统的实学、格致新学、西学一直到后期的科学，但是这项工作还是没有完成。而在1901年书院就被政治强行的打断，结束了它的生命，由书院系统府州县学系统转换成了所谓学堂系统，这个时候北大就登场了。

在近代，民族灾难重重，对文化、科学的接引这项工作就放下了。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重新提起，90年代一直就走在复兴的路上，一直到今天长江书院、黄河书院的出现，两大河流跟传统的书院对接，所以这个工作就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衣食住行上。

新的时代，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那么在新时代，我们究竟是以中国的哲学为基础来引导科学和技术，还是以西方的哲学为基础来接引科学与技术，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问题。这个任务没有完成，黄河书院就肩负着这个使命，走到了大家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