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如盐着水，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每个人从进入社会的那一刻起，就是生活在充满民俗的世界中的，民俗与之相伴终生。

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这种民俗背景也是客观存在的。

因为作家和艺术家始终生活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所创造的风俗环境之中，他们永远是一个民俗的人。

所以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必然与创作者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从而也使得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民俗性特点。

对于话本小说创作而言，这种创作的民俗性就集中体现在小说家作为"俗民"的生活经历是如何融入到其小说作品中去的。

小说家的“俗民”身份

只要有社会生活的地方，就有相应的社会风俗存在。

人的存在是无法脱离社会生活的，因此他就无法摆脱个体存在的这种“民俗性”。显然，作为小说家的“人”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身上同样具有这种“民俗性”。

而现实作为文学建构的基础，小说家的创作活动也必然要与自己所在的社会生活及民俗文化发生内在的联系，从而会不自觉地在其所创作的作品中留下自己生活世界的影子。

文学作品风格的不同取决于作家自身条件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的形成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各自后天社会生活的差异，由此也可以说明，作家的社会生活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所在。

而民俗作为一种与人相伴相生的东西，可以说是如盐着水中，无处不在，已经融化在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之中，故而对于小说家创作民俗性的探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小说文本中对其生活世界印记的追寻。

因此，小说家的"俗民"身份简单来说就是小说家作为人被打上民俗烙印的一种文化属性，每个人，只要他生活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特定群体民俗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特定的“俗民”人格。

以民俗为内核的人之存在

首先，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特定社会框架的制约。

梁漱溟先生把真理划分为“物理”与“情理”，“物理”是指一种科学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情理”却是一种主观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交流原则和是非判断标准，合乎“情理”是得到社会认可最为基本的做事原则。

人作为社会的存在是无法脱离社会生活的，而不同社会对“情理”内涵的标定也是不一样的，这个社会的"情理"很可能在那个社会里会完全失效，其对"情理”的标定又是另外的一套系统。

所以归属不同社会的人其身处的“情理”系统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风俗”使然，中国人“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指明的正是这个道理。

个人要在特定的社会里生存，就必须深谙这种“情理”的处事原则，否则会被社会系统作为异己遭到排斥。

同样，当你准备从一个社会系统进入另一个社会系统时，就要首先了解并遵循那个社会的“情理”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入乡随俗”。

另外，梁先生也指出，那些高明的少数人同样也无法完全脱离社会"。

也就是说，人，不管是普通小民，还是大智大贤，其在存在性上首先都是统一于社会性的，都要受到特定社会"情理"系统的规约。

其次，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构成人区别于其他社会性动物的本质属性，而这种文化存在正是以民俗为内核的。

也就是说，民俗是文化人性的内在基因，是人的文化生命的精神内核。

人类文化由表及里被分为两个阶梯，文献资料之类的文化属于表层文化，而那种流行于民众当中的深层本质文化就是所谓的民俗。

民俗往往以一种模式化的群体“生活相”内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说一个人没文化一般指向的是上述所谓的表层文化层面，而在以民俗为核心的深层文化层面，只要是社会存在意义上的人，这种文化属性就是每个人所必有的。

民俗是一种模式化的内隐性文化，是特定群体民众共同心理的体现，其一旦形成，就会在民俗圈内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从而对圈内民众产生一种内在的整合规范作用。

任何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成为自身所属民俗文化圈的成员，必然要受到此民俗文化圈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与民俗终生相伴，片刻不离。

因此，在人的文化存在中，民俗性的文化存在是第一位的，诸如文献资料之类的表层文化存在则是第二位的。

故有人把民俗文化称为是人的“人籍”，人一旦缺乏了深层的民俗文化，就将失去他的“人籍”。也就是说，人的文化存在其核心是民俗文化的存在。

因此，小说家作为社会的人，其存在首先就是一种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存在，民俗性是其最为根本的社会属性。

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中形象展示了个体在社群化过程中民俗的塑形作用，这对于理解小说家的民俗属性来说颇具启发意义。

从本尼迪克特的描述可以看出，民俗在人的社群化过程中起到一种最为关键和本质的作用，人的后天差异最为本质的原因也在于他所归属民俗圈的民俗文化性。

由此可以肯定，作为小说家的人，由于民俗作为一种社群属性已是如此深刻地融入到了其生命的内在之中，从而进一步确证了其"俗民"身份的必然性，同时也明确了对其小说作品进行民俗性探究的必要性。

另外，人性民俗化的过程对个体来说并不会导致一种类型化状态下的无差别性。

人性民俗化的过程是在一种潜移默化的模式中进行的，民俗以一种群体意识特征规范、左右着个体的社会活动，从而使个体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所在群体的民俗文化色彩，并使得个体行为与群体的民俗文化标准相契合。

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随着与周围世界关系圈的不断扩大，他就在不同的层次群体中寻找着自己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获得就是在无意识中被民俗化的过程。

因此，在本质上，人性的民俗化是个体对社会群体长期累积而成的群体意识和共同心理气质的认知和归属。

表面看来这种群体意识似乎是一种类型化的无差别性，但是由于社会群体是多层次的。

这种个体归属的多群体性使得个体在人性民俗化过程中不会产生无差别性，因为每个个体所归属的群体并不会完全重合。

从而不同群体的多重民俗信息，在个体身上的融合和交汇也必然会表现出这样那样的差异。

从文艺民俗学的角度来说，这不但解释了民俗文化属性的个体差异，同时也解释了文艺在这种民俗化的群体意识下呈现出异彩纷呈的何以可能。

小说创作活动的民俗性

小说家只不过是人的一种职业分类，作为社会的人，民俗文化性是其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因此小说家的"俗民"身份，就体现为他所属民俗文化圈的民俗性归属。

对于小说家而言，这种无形中被习俗化了的看世界的眼光就已经让他的作品与民俗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对于任何艺术而言，现实生活无疑都是其最为肥沃的土壤，小说家的这种民俗属性就会有意无意地随着其创作过程而被投射到小说的艺术世界之中，这其实也就是小说家创作的民俗性所在。

文学创作作为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其民俗性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小说家“俗民”身份的直接投射。

小说作为小说家创作的产品，其必然与自己的生活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任何艺术创作都无法脱离现实的生活基础。

而与日常生活难解难分的民俗就成为艺术创作生活基础中的重要因素，甚至会无意间影响到小说家的创作倾向及特点，从而使得作品呈现出不同的个体特征。

换言之，这种个体特征也即小说家的民俗属性在小说作品中的投射亦或留下的印记。

二是这种民俗性作为一种文本建构的手段。

文学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如何做到艺术的真实这是事关艺术作品成败的关键因素，而艺术的真实就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摹仿。

此种深刻性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民俗性之中，就如同鲁迅对旧社会浙江乡间生活的呈现，如果少了民俗，祥林嫂的形象将黯然失色，而人血馒头所带来的那种沉痛与悲凉也将随之消亡，整个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将大打折扣。

同样，如果少了民俗，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也将不复存在。

所以，为了达到艺术表现的真实性与深刻性，民俗也成为小说家进行艺术构形的重要手段。

有的心理图式感知、表象现实生活世界，并且赋予其意义，即通过神话化、传说化、故事化、寓言化、谚语化、仪式化等民俗化方式建构一种现实感。

这种通过各种表象建构起来的现实感，虽然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距离，却具有其社会文化意义。

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如果回归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小说艺术的形成无疑也是一种民俗化方式的建构。

因为文学艺术具有后天生成性，所以在时间上无法超越创作者的生活经验世界，尽管创作者可以凭借虚构等手段把艺术世界的时空世界限投向无限的未来，从而建构一个远远超越自己时空的艺术体系。

但是归根到底，这种建构还是没有脱离他已有的生活经验世界。

换言之，文学创作对于创作者的生活世界来说永远是经验性的或后在的，以在这个层面上，如果回归到具体的时空语境之中，话本小说也是当时实践主体对“现实感”的一种文学构建。

它照样反映了创作主体及作为受众的广大下层民众的生活经验世界，小说完成了由经验世界到具体时空语境下“现实感”的建构，这也是一种“民俗性”生成的过程。

因此，民俗性是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民俗性对于小说艺术世界的形成及生活文化的表现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此种民俗性的探究无疑是让小说艺术回归具体时空语境的有效尝试，同时也是在创作论视域下回视小说文本形成内在机制的有效途径。

对于小说家而言，这种民俗性在本质上就来源于他的生活世界，取决于他对所要表现的生活世界的熟悉程度。

因为民俗作为现实生活中最为基础和内隐的东西，对其进行准确表现对小说家而言就要建立在直接或间接的相关生活体验基础之上。

所以，从小说家的生活世界与小说艺术世界的相关性中去发掘小说文本这种民俗性是必要的，并且是可行的。

然而，对于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而言，对小说家相关生平资料的收集和发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甚至对好多小说作者的考辨都还是疑云重重。

究其原因，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中，作为“丛残小语”的小说一直都是经史之学的附庸。

因此它们很难进入社会文化的正统，相应地这一集团的文人一般也都很难跻身社会上流，从而影响了相关生平资料的生成与流传。

作为一代俗文学大家的冯梦龙，《明史》竟然无传，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