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东著《<星星>诗刊（1957-1960）研究》（全五册）出版

三、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教授作序

      1957年初，正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祖国的大西南，冉冉升起了一颗诗的“星星”：
      “我们的名字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绝没有两颗完全相同的。人们喜爱启明星、北斗星、牛郎织女星，可是也喜爱银河的小星，天边的孤星。我们希望发射着各种不同光彩的星星，都聚到这里来，交映成灿烂的奇景。所以，我们对于诗歌来稿，没有任何呆板的尺寸”
这是刊登在《星星》1957年第1期创刊号上的“稿约”，也可视作《星星》的发刊词。这“稿约”最基本的意义莫过于展示编辑部同人的一种身份认同。《星星》诗刊最早的四位编辑——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白峡，正是通过这份“稿约”，发出了他们心灵的呼唤，这动情的声音回荡在50年代的诗坛，振聋发聩，堪称绝响。自此，各种流派、风格的诗歌在这里展示，一代代诗歌新人从这里出发，至于《星星》的创办者和后继者所承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坚持与抗争，更是见证了中国新诗走过的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王学东教授的《〈星星〉诗刊（1957-1960）研究》，以《星星》诗刊作为研究对象，展示了《星星》诗刊从创刊到停刊的来龙去脉，为早期的《星星》留下了一份真实的传记，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档案。
       翻阅这百万字的书稿，我的第一感觉是作者太不容易了。他做的工作是那么深入，他走过的路是那么艰难。就我的阅读经验，当下还没有任何一种对诗歌刊物的研究，能像这部书那样细致、丰富、厚重。
      《〈星星〉诗刊（1957-1960）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史实为依据，让材料说话。作者引述有关《星星》的史料，全部是按原貌实录，作者的观点则寓于史实的叙述之中。这种写法的最大好处是尽可能把事实真相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进入当年的历史现场，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做出自己的判断。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写法是极富挑战性的。不同于某些文学史叙述中的“以论带史”的倾向，王学东更强调“论从史出”，也就是说不是用某一先验的理论框架去套史实，而是在充分地把握史实的基础上去提炼观点。作者研究《星星》，是从《星星》所发表作品的文本出发的，但又不只是停留在文本上，而是把探索的触角延伸到文本以外，诸如《星星》诞生的背景、《星星》创刊的发起人、《星星》的主管者、《星星》的编辑者、《星星》的运作机制、《星星》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星星》的改组、《星星》的停刊……这一切全是靠作者调查与搜集的材料来说话，从而真实地还原了《星星》从创刊到停刊的历史过程。看得出来，他的论文在材料的发掘、史实的展示上是下了大功夫的。作者调查与搜集材料的来源除去《星星》诗刊的文本外，还包括了特定阶段的中央相关文件、党报的文章、编者的回忆、诗人的书信、地方党委宣传部的文件、文联的档案、运动中被审查的人员的交待材料等等，其中许多材料被尘封多年，现在被作者一一发掘出来了。
       以围绕《草木篇》事件的材料说，不只引用了当时四川报刊与中央报刊上所发表的争鸣与批判文章，更引用了四川文联为1957年11月8日至12月2日召开的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专门编辑的四本会议参考资料：《“草木篇”批判集》（会议参考文件之七）、《四川省文艺界大鸣大放大争集》（会议参考文件之八）、《四川文艺界右派集团反动材料》（会议参考文件之九）、《是香花还是毒草？》（会议参考文件之十）。这些材料距今已相隔60余年，又不是正式出版物，只有在档案馆中才能找到，作者为查询、抄录、复制这些资料所费的周折，所下的功夫，可以想见。除去图书馆、档案馆的相关文献资料外，王学东在做这个课题的过程中还走了群众路线，以《星星》诗刊编辑部和西华大学中文系的名义，向《星星》作者、读者、评论家、诗人们等征集1957年至今《星星》诗刊的相关史料，包括：《星星》作者、读者、评论家、诗人们与《星星》诗刊编辑的来信、约稿、通知等纸质文献，以及《星星》诗刊1957年以来相关活动，如采风、诗会、研讨会、笔会、座谈、考察、函授班、讲习所、诗文库、夏令营等活动的实物、图片、照片等材料。还包括《星星》作者、读者、评论家、诗人们与《星星》诗刊编辑部、星星诗歌编辑等的交流、往来的回忆文章，以及《星星》作者、读者、评论家、诗人们对《星星》诗刊等相关的评说、研究性文章。
       正是在大规模的细致全面的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基础上，《〈星星〉诗刊（1957-1960）研究》一书提供了有关《星星》的从创刊到停刊的丰富的原始资料，这是极其宝贵的，既为今天和未来的学者研究《星星》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当代诗歌期刊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标本。
       不过，把《〈星星〉诗刊研究（1957-1960）》的成功仅仅归结为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上，未免低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深知，史料不会自己说话，史料只有经过反复搜集、比较、选择、提炼，下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才能呈现出价值和意义,呈现出文学发展的方向、动力和规律。这里关键在于作者要掌握整合史料的历史阐释方法，明确史料研究应从社会需求出发,将其从技术层面提升到哲理层面,以求真相、求意义、求价值实现作为最终旨归。作者的这一思路是相当明确的，他知道这部书稿不只是为《星星》诗刊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更是要通过《星星》这一个案的研究，对当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做出新的思考。
       在作者看来，诗歌刊物不仅在新诗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是重要的传播载体，而且能有效地把作品与社会，诗人与读者等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这一时代的诗歌生态与文化生态。因此作者不仅充分展示了《星星》诗刊的自身发展历程，而且把重点放在《星星》诗刊的发生、发展的深层机制的思考上，探讨编辑部内部运作、编辑部与其主管部门的关系，解读“运动”中的《星星》，进而呈现当代文学史上“官方诗刊”的文学生产机制及其独具的诗学价值，为观照与研究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框架。此外，对地方刊物《星星》的解剖，也拓展了当代期刊研究的途径，在与“国刊”《诗刊》的比较中，可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面展示当代诗歌发展的实际形态。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星星〉诗刊（1957-1960）研究》固然以诗歌文本的研究为基础，但是又超越了一般的美学研究，而是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进行阐释，展示《星星》诗刊从创刊到复刊的整体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内部构成、运作，即让《星星》诗刊展示其历史的真相，从而呈现出当代诗歌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态特征。从全书的结构安排而言，则是以《星星》诗刊诞生与发展过程中的“事”为中心，这从全书章节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来。全书共七章，题目依次是：《星星》诗刊创刊、白航时期的《星星》诗刊、流沙河与《草木篇》、石天河与《星星》诗刊、《星星》事件、李累时期的《星星》诗刊、安旗时期的《星星》诗刊。这种以“事”为中心的叙述，可以凸显问题意识，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在新诗与社会的关系；从形式上说，它侧重在考据与论断的结合，因此它的价值不只是在诗歌美学上的，而且也是在诗歌社会学、诗歌文化学上的。
      《〈星星〉诗刊（1957-1960）研究》虽说是理论著作，但由于展示了《星星》诗刊从创刊到停刊过程中的大量史实，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不只是关心诗歌的诗人与读者，包括文学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学者，也会从这部书中汲取丰富的思维成果。征得作者同意，我已从《〈星星〉诗刊（1957-1960）研究》中选取了“《星星》诗刊创刊始末”、“《草木篇》事件的前前后后”、“《星星》‘诗歌下放’论争”、“《星星》诗刊为何停刊？”等部分章节内容作为单独的学案，列入我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中，不仅可以扩大这一成果的影响，而且也将会令我们的项目大为增色

四、作者介绍

       王学东，男，1979年生于四川沐川。教授、博士，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西华大学蜀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当代诗歌、蜀学。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四川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校园文艺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校园文学协会副主席，四川省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诗歌学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主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11项，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第三代诗”论稿》、《“地下诗歌”研究》、《<星星>诗刊(1957-1960)研究》、《20世纪四川新诗史》，诗论集《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诗集《现代诗歌机器》《机器时代的诗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