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生活到私人交往，我们如何辨析谎言中的伦理难题？| 读书日签

　　说谎，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无所不在的行为，但却很少被严肃地讨论。说谎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的呢？《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试图从哲学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希赛拉·博克不仅考察公共生活（政府、医药、法律、学术、新闻领域）中的欺骗，也考察私人生活（家庭和朋友圈）中的说谎行为。

作为伦理学的经典著作，本书首先追溯说谎的历史，并对这一行为整体进行哲学的辨析。然后逐个探讨说谎的个别情况，以及人们为这些情况下的说谎找出的合理化理由，比如白色谎言、对病人说谎、父母对孩子说谎、对敌人说谎、为保护委托人或同僚而说谎；探究这些特殊境况下的谎言带来的复杂的伦理难题，帮助大家清醒认识谎言，学会理解和处理不同处境下的说谎行为。

[瑞典] 希赛拉·博克著 胡萌琦 译《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出版

以下内容摘自《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几乎每一种声明或行为都可能意在行骗。纵观本书，我们可以看出，意图明显、不加掩饰的谎言总是首当其冲。相对次要的欺骗形式，比如掩饰回避、寻找托词、夸大歪曲比比皆是，随时准备支持前一种谎言或取而代之。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意在误导、但丝毫不含虚假陈述的欺骗方式，比如偷换概念、闪烁其词、岔开话题，夹杂着有时同样意在误导的沉默与不作为。

我们的生活在这形形色色的表里不一中展开。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学会了各种应对方法，对其中一些听之信之，对另一些一眼看穿，还有一些，我们则有意识地忽略。对于某些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甚至有可能因无法识别出它们与那些我们会断然拒绝的谎言的共性而采取容忍态度。例如，容忍号称为群体或个体的“最大利益”服务的谎言，或者打着宣传、自卫等幌子的谎言。在此，我想讨论的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与谎言共存，并着重揭示它们给我们带来的负担。

难道我们命中注定必须接受欺骗吗？难道这是不可改变的吗？没有理由这样认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因家庭而异、因职业或社会而异，因此有足够的空间来改变。但如何才能实现呢？有哪些事情可以由个体推动，有哪些措施需要靠集体努力？

毋庸置疑，个体可以改变言行方式，有能力减少生活中的欺骗行为。他们可以选择尽量用诚实的方法替代欺骗手段，渐渐学会用坦诚的态度处理问题。他们可以更谨慎地对待那些似乎不得不诉诸谎言的情境。他们可以利用公开检验来制定标准，规范欺骗性实践。此外，他们还可以学会提防他人的欺骗，并明确表示即便在小事情上也希望对方能坦诚相待。

但每个人推动改变的能力有大有小。他们在欺骗及替代方式的认识上，在推动改变的意愿上，在谎言对自身影响——无论是作为说谎者还是受骗者——的理解上都存在差异。很多人或许有能力改变自身生活中的表里不一，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道德问题，因而不觉得有必要去审视自己的行为、寻找其他方式。也有些人则是无暇顾及。

个体间的另一个差异也极大地削弱了很多人做出改变的能力。倘若要挑战的是已然根深蒂固的欺骗习气，则能否不因此反累自身决定着他们是否能坚持到底。与欺骗行径作斗争时，若缺乏应对后果的力量和自由，就会使得人们愈发麻木、漠视，令最反感欺骗的人也倍感压力。

因此，不积极编故事就会丢了饭碗的年轻记者，一场选战决定职业生涯的政坛新人，可能比那些工作有保障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去撒谎；但后者在例行公事般的欺骗行径里浸淫已久，变得越来越无动于衷。

我们的社会强调个人主义、竞争，强调物质上的成功，这既是我们社会的特色，同时也给个体带来了压力，促使人们想方设法走捷径。为了赢得选举，为了增加收入，为了超过竞争对手，这些动机都催促着人们参与到他们本会抵制的形形色色的骗局中。他们越是认为此类做法具有普遍性，压力就越大，乃至于争先恐后地加入行骗行列。

目前，欺骗的社会诱因非常强大，控制手段则多显薄弱。很多人觉得身陷其中无力改变。因此，指望个体靠自己的力量让集体欺骗行为发生重大变化，只能是一厢情愿。公共和私人机构拥有影响个体选择的巨大力量，必须伸出援手，以改变现存的压力和刺激机制。

在减少谎言的努力中，政府可以发挥什么作用？首先，政府可以检视自身的做法，评估处理公众事务时的“气氛”。想抚平过去几十年间对民众信任和公共生活的伤害，绝非一朝一夕可成。其次，政府对现有的反欺诈、反伪证法可加大执行力度。这里需要再次强调，公务人员必须首先遵守相关要求。最后，对于社会现有的法律和规章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看看它们是否无谓地鼓励了欺骗行为。有些法规给个体施加了很大压力，比方说，诱导人们为了能继续领取福利金，或为了在对离婚有着极其严格限定的社会中获准离婚而行骗。有些法律甚至要求人们行骗，例如，在有些州，当某类重罪犯的潜在雇主向犯罪记录官员询问其是否曾有案底时，依照法律，犯罪记录官必须予以否认。

私营机构在扭转不良风气方面也能发挥类似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商人们认为社会中普遍存在不道德行为，给自身带来巨大压力。这些压力可能直接来自高层，并对下层管理者产生影响。以尼克松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低层工作人员为例，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资历浅的工作人员会主动配合上级以显示忠诚。然而在很多时候，上下级之间并不存在此类垂直沟通，压力是间接形成的。例如，某家公司可能会设置较高的生产或销售目标，当经济状况不利时，若不使用一些欺骗手段恐怕无法完成目标。此时，如果为预定目标而设的激励措施——首先是保住工作，其次还有升职、奖金或加薪——过于敏感，撒谎和欺骗的诱惑就会令人难以抗拒。

1960年通用电气和重型电力机械销售的价格垄断丑闻暴露出的正是这一类情况。多年来，低层管理者参与非法垄断，每年涉及的销售金额逾10亿美元。他们密谋操纵价格、竞标和市场划分，通过秘密会谈、误导性代码、伪造的费用账目来掩盖不法行为，涉及人员众多。在这起事件中，高层管理者向所有下属发出严禁操纵价格命令的同时，也在提高利润方面对每个人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如今，有人强烈要求企业建立起一套道德守则。但道德守则的作用往往就像盾牌，它太抽象，从而令很多人口中念着道德，实际却继续着习以为常的勾当。在商界以及一些已经制定了相关守则的行业中，还需要引入更多措施。在工作中遇到道德问题时，守则只是起点。非专业人士，尤其是受到行业实践影响的人，如客户或病人，必须参与行业道德审视，并在行业管理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必须落实和强化对违反行业守则者的惩罚。

如此，若能改变诱导欺骗的激励机制，整个社会都将受益；若欺骗手段带来的好处变少，则可在短期内提升诚实的价值。有时，这样的改变并不难实现。例如，各高校近年来发现，新生家长常常谎报家庭收入，以牺牲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的子女争取奖学金。若能事先告知家长，他们有可能会被要求出示所得税报表，这种谎报收入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

然而，很多情况下，可能没有这样的复核手段，例如在交流评估时、在投票选举时、在拍卖竞标时。大型机构的专家们常常给出失实的评估意见和虚假的预测，以便影响人们的选择，令最终决定朝向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

尽管如此，人类依旧有能力找到鼓励诚信的方法。很多人开始思考可能的改变方式，尤其是经济学家们，正尝试在投票、提供专家建议、谈判、竞拍等活动中引入诚信奖励机制。他们将数学经济学引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建议从日常的社会实践程序着手，让人们面对关键选择时能够看到诚信带来的益处。这样一来，现下一些鼓励欺骗、乱象横生的社会风气或可扭转，从而令所有人受益。

教育机构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首先，它们同样需要审视自身的做法。在树立榜样的时候，是否严守诚信？如何处理作弊、抄袭和欺骗性研究？什么样的压力促成了这些行为？哪些学科、在多大范围内事实上在教授学生欺骗性技术？法学院的课程在法庭策略方面是否设有底线？商学院的课程在谈判沟通方面有何限制？其次，为了让学生更具洞察力，能更好地应对职业生涯中可能遭遇的各种表里不一的伎俩，教育培训可以做些什么？大专院校、护士学校、警校、军校、会计学校以及其他众多教育机构都需要考虑，如何才能鼓励学生做出最好的道德选择，让他们知道可以期待、坚持什么样的标准。

……

这些实践不会一成不变。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谎言不可能被彻底清除，但肯定可以减少、削弱。我希望这本书已经让诸位看到谎言援引的理由往往站不住脚，并且意识到谎言可以掩饰和助长其他错误行为。信任和诚实是无价之宝，但打破容易重建难。唯有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它们才能茁壮成长。

编辑 | 刘奇奇